别故意做好事

(天津《新广角》杂志2005年第2期，“财经眼看生活”专栏，岳付玉约稿)

别故意做好事

蔚泓

经济学认为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任何东西都需要支付对价，也就是要付出成本。做好事也不例外。

许多人都不同意做好事需要支付对价这一经济学观点，觉得很多人做好事都是不图回报的。比如一些地方遇到洪涝灾害的时候，许多人捐钱捐物，资助灾民度过难关，也没有要求有什么回报呀？

作为经济学人，我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之所以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做出善举，要么是希望将来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，要么是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誉而获得良好的口碑。口碑或将来可能得到的帮助是别人支付的对价方式；另外确实也有一些人在将来也并不需要别人提供帮助，但他们希望自己的善举能够带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，建立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，使整个社会具备良好的道德水平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就是对这些善举支付的对价。

经济学认为做好事也要支付对价并不是不提倡做好事，相反，经济学主张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力所能及地做些好事，但经济学反对故意去做好事。

经济学认为，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驱动力量。在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的前提下，每个人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，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也就是自利最大化。在每个人自利最大化的过程中，技术不断地更新，社会不断的富强，经济得到了发展，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。如今计算机技术之所以更新换代特别快，就在于对利益的追求，谁更新换代快，就能够赚钱；更新换代慢，就要被淘汰，就赚不到钱。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，各行各业之所以发展得特别快，就是因为承认了人们追求自利的权利，并对自利的结果予以保护。

任何人都可以竭尽所能来追求自己的利益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但经济学同时强调，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不能突破一个界限，那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，这就是自利的边界。对自利的边界，在理论上非常容易理解，但要付诸实践，却常常碰到难题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很难搞清楚如何去界定利益界限。比如，一个私营企业赚了一千万元利润，出资设立这个企业的老板应该拿多少，他聘来的总经理应该拿多少，他的员工应该得多少奖金，这些是扯一年也扯不清楚的。再比如，今年粮食价格上涨，一些余粮存储较多的公司赚了大钱，赚的这个钱是经理的贡献，还是劳动者的贡献，谁也说不清。所以，利益的界限在很多时候还是很模糊的。在利益界限模糊的情况下，就需要克制自己的私利，自觉自愿地多做一些好事。

就拿上面私营企业赚了一千万元利润这个例子来说，如果出资设立这个企业的老板觉得这一千万都应该是自己拿，这是说得过去的，而且也是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的。但如果他真这样做了，明年他能不能得一百万都难说。因为他聘来的总经理和员工都缺乏激励，因此可能失去为他努力工作的积极性，从而使效益下降，甚至亏本。而如果企业老板做点好事，拿出数额不小的一部分利润来奖励经营班子和员工，经营班子和员工将更加卖力地工作，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，老板明年拿到的红利肯定更多。

在利益的界限比较模糊，难以界定的情况下，如果光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忽视别人的利益，利益冲突就在所难免，各方继续追求利益的效率就要大打折扣。如果利益各方都能够多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别人的利益，照顾别人的利益（即多做好事），就能够减少摩擦，使社会能够平稳运转，减少社会成本，提高追求利益的效率。

做好事其实是对他人的一种激励。激励的效果一般都比较明显，所谓的“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”，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都是这种激励效果的写照。从社会层面来说，个人的利益要最大化，社会的财富要增加，都离不开一个好的社会环境，尤其是良好的道德环境。良好的道德环境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，降低利益追寻过程中的社会成本，从而促进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一种公共社会福利。但良好的道德环境不是靠上天赐与的，而是靠每一个做出来的。每个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，自觉自愿地多做好事，将有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，社会道德环境的进一步优化，从而使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成本更小，效率更高。

但故意做好事不仅达不到这样的效果，而且会对社会造成伤害。故意做好事的人其实都是有所图谋，居心叵测。港商刘盈福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刘盈福为了捞取更多的钱财，从1991年起，在内地认捐超过5000万元，从1992年开始，又先后20多次捐助内地足球事业近1000万元，并因此而获得了“广州荣誉市民”、广州足协首任会长、中国足协副主席等头衔。有了这些头衔以后，刘盈福到处诈骗挥霍，使许多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。由于刘盈福诈骗的数额及其巨大，最终被桂林人民法院以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，2004年10月11日，广州市依法撤消了他的“广州荣誉市民”称号。